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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如何看待征收拥堵费?近七成认为治标不治本 扭曲政绩观作祟

信息来源: 文章作者:球探足球比分 更新时间:2017/09/28

漫画:eg365

  数据虚涨百倍 造假触目惊心

  ——湖南基层统计造假透视

 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表示,在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,需要使用综合措施,单靠某个措施无法解决整个城市的交通问题。目前,保障公共交通的路权非常重要。在整个城市交通比较拥堵的情况下,应该保障公共交通优先行驶的路权,提高速度和准时性,这是目前投资较小、成效较大的措施。

  日前,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北京两会政务咨询会现场表示,试点征收拥堵费的政策正在研究,尚无具体的时间表。公众如何看待征收拥堵费的问题?

 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,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虽然有53.0%的受访者支持征收拥堵费,但仍有68.0%的受访者认为征收拥堵费“治标不治本”。若征收拥堵费,47.3%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开车,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65.1%的受访者表示若征收拥堵费,还应该公布用于治堵的具体花费。

  受访者中,有车一族占67.4%,无车的人占32.6%。39.6%的人来自北上广深,33.5%的人来自省会城市,19.3%的人来自地级市,5.3%的人来自县城,2.4%的人来自乡镇。

  征收拥堵费,53.0%受访者支持,30.6%受访者反对

  调查显示,53.0%的受访者支持征收拥堵费,缓解交通压力,非常支持和比较支持的受访者分别占18.6%和34.4%;30.6%的受访者不支持,不太支持和明确反对的受访者分别占19.5%和11.2%;16.4%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。

 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陈荣已有6年驾龄。他表示,对于是否征收拥堵费的问题态度中立。相对于堵车,陈荣更关心出行的整体支出。“堵车不是简单的供需问题,收费或变相收费必然是双刃剑。我担心的是拥堵费收得莫名其妙,会成为车主的常规支出,既不符合法理,也伤害法治”。

 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表示,在开征拥堵费的问题上,首先要考虑合法性问题,收取拥堵费是动用政府的权力向老百姓征收一笔钱,会涉及到公众的财产是否能够被随便剥夺的财产权问题。“从法治的角度看,现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征收项目,地方人大和政府都没有这个权力,所以要把财产权的保护提升到宪法的高度。从经济手段调整的角度看,要解决拥堵,收费是可以达到一定效果,但持续效果如何还没有定论”。

  张柱庭还表示,交通拥堵是个相对概念,首先要建立一个交通拥堵判断指标体系。“例如一条路或路网的昼夜平均通行量,达到或超过它设计时的标准,那就会出现拥堵”。这套体系应该按照道路的合理布局、车辆的使用频率、上下班主要路口的通行量、瞬间通过的时间等指标综合而定。“目前的指标是按照上述项目,划分成10个等级,超过7级就叫拥堵。虽然有这样的标准总比没有要强,但如果体系不合理,往往会掩盖其他问题。所以指标应该是建立在路网设计合理的基础之上的”。

  在被问到如何评价征收拥堵费的问题时,68.0%的受访者认为拥堵费只能治标,难以治本;38.9%的受访者认为治堵效果有待观察;38.4%的受访者认为“一视同仁”地征收难做到;33.1%的受访者认为这是“懒政”的表现;21.2%的受访者认为征收拥堵费需要广泛听证。

  刚在北京参加工作的胡雪还不能参与摇号,但她仍强烈反对“以任何形式向有车族征收号称有缓堵效果的拥堵费”。“上路行驶是生活的刚性需求,借提高上路成本来治堵,是转嫁责任给车主的‘懒政’行为。而且车主不免要问,他们交的每一分钱到底能起多大的治堵效果?如果交了钱反而更堵了算什么?”她说。

  65.1%受访者建议公布用于治堵的具体花费

  调查显示,如果征收拥堵费,47.3%的受访者会减少开车,乘坐公共交通工具;28.4%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因收费减少开车;37.5%的受访者会视情况而定。

  胡雪认为,开车代表的是一种更私人化的出行选择,与公交出行互为补充,并无高下之分。“北京车主的上路负担已经比较高,用经济手段来调控的意义不是很大。而不文明驾驶甚至违反交规导致的拥堵仍是家常便饭,这方面的提升空间还比较大”。

  受访者对于收取拥堵费有什么建议?调查显示,65.1%的受访者建议公布用于治堵的具体花费;60.7%的受访者表示整个决策过程要公开透明;57.7%的受访者表示要明确征收区域、征收模式;45.4%受访者认为收费标准需经过科学调研。

  “如果一定要收,那么我只希望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之上,让车主知道钱花在哪,有什么客观效果。并且必须建立退出机制,效果不理想就要废止。”胡雪说。

  治理交通拥堵应该采取哪些措施?调查显示,67.8%的受访者认为城市规划需细致合理;65.3%受访者认为要完善公共交通,打通最后一公里;43.6%的受访者认为应减少公车出行;34.6%受访者表示要加强对安全出行意识的宣传。

  “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措施有很多,在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,需要使用综合措施,单靠某个措施无法解决整个城市的交通问题。”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表示,第一,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,要尽可能避免长距离的职住分离状况,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相隔较远,比如在城市中心工作,在城市外围居住,应该避免这种潮汐式通勤的出现。第二,从交通本身来说,目前我国城市的开发密度是比较大的,开发强度也比较高,按照每平方公里10000人的开发强度,我们不允许也不能够让大量的小汽车出行,必须更多依靠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,所以应该把公共交通做好,更多采用这种集约化的出行方式,使得整个城市的交通更加顺畅,老百姓的出行效率更高。

  他指出,目前,保障公共交通的路权非常重要。在整个城市交通比较拥堵的情况下,应该保障公共交通优先行驶的路权,提高速度和准时性,这是目前投资较小、成效较大的措施。

  张柱庭认为,应优先考虑其他方法,最后考虑收费。“目前的拥堵情况一般都出现在上下班时间,只靠修路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车辆保有量是不行的,同时大量修路可能还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。我认为还要考虑如何实现错峰出行”。

  5.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,1.1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7.8亿元;停产的、未投产的、被兼并的,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,还在上报“产值”;一些部门分解任务,伪造资料,“指导”企业上报虚假数据……

  这是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行为。记者调查发现,在一些地方,政绩观扭曲,统计造假“前赴后继”,屡禁不绝,搞坏了党风政风,损害了政府公信力。

  实际数还不足虚报数的一个零头

  统计数据具有法定效力,必须力求准确。可是,在一些地方,统计却变成了“数字游戏”,有什么需要就报什么数字,想怎么报就怎么报,有的实际数据还不足虚报数据的一个零头。

  衡山县是湖南一个只有40多万人口的小县,经济基础比较薄弱。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室在去年上半年查实,湖南衡山县在统计和“三经普”中,虚报数据的问题非常突出。抽查的39家联网直报工业企业,2013年工业总产值上报数合计44亿元,而检查数合计只有5.8亿元,差错额高达38.2亿元。

  另外,抽查的51家“非联网直报单位”,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上报数合计7.8亿元,检查数合计1.1亿元,差错额6.7亿元。

  无独有偶,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室的核查中,还发现长沙市某区在统计和“三经普”中也存在严重的虚报数据行为。比如,核查的9家联网直报企业普查数据,有5家存在虚报,其2013年商品销售额(营业额)上报数合计2.7564亿元,而检查数合计仅为337万元,虚报数是实际数的80多倍。

  核查的天心区城南路街道20家非联网直报企业普查数据,有10家存在虚报,其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上报数合计3290万元,检查数合计仅为335万元。

  为了多报,一些地方甚至“借尸还魂”,弄虚作假。衡山县核查的40家联网直报工业企业中,有6家在2013年前已经停产、或未投产、或被收购的企业仍然在报数。核查的51家非联网直报单位中,在普查登记地址找不到的有13家,2013年以前已停产的有13家,重复上报的有1家。

  核查的天心区城南路街道187家非联网直报单位中,有87家普查登记地址无法找到;核查的天心区城南路街道666户个体户中,有294户实际不存在。

 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前后历时两年多,从去年1月1日起进入登记和数据采集阶段,涉及超过7000万调查对象。根据统计法等相关法规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统计数据上报。记者获悉,这些造假行为被发现后,经全新核查这些数据已在全国经济普查中予以修正。

  “数字出官”的扭曲政绩观作祟

  这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离奇夸张的虚假统计,背后都有违规干预的“推手”——

  根据查实,联网直报统计开始后,衡山县经信局和县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QQ群向全县联网直报工业企业发送预计数据,指导企业按照发送的预计数填报信息,18家企业按预计数上报信息,多家企业由县经信局和县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固定代报或临时代报。

  此外,衡山县统计局分单位制定“三经普”经济指标预计表和个体户目标数,并向各乡镇分解任务目标,误导基层和企业虚报普查数据。更有甚者,衡山县统计局还伪造普查资料,对实际不存在的非联网直报企业编造“三经普”告知书200份,将资料录入PDA(电子终端设备)上传。

  长沙天心区城南路街道有关工作人员下载制作企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个体户营业执照等制作软件,分发给各社区制作相关证照、印章、普查告知书。这些被伪造有关证照的企业有的是真实存在的,有的是无法找到的“空挂”单位。

  中南大学统计学系教授朱灏说,第三次经济普查中出的问题绝不仅仅只在湖南这两个地方存在。

  “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不可信。”沿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向记者讲述说,他在某县投资建了一个厂,这个县的县委书记逼着他们虚报产值,本来是2亿元的产值,非要报8亿元,后来税务、经信等部门还来查收费偷税、节能减排任务是否完成,虚报了几次后企业实在受不了。后来这位县委书记调走了,县长当了县委书记后又要求他们以3倍的产值来虚报,还说“现在是关键时刻,请帮帮忙!”

  “各地单纯追求对GDP的考核是造成统计水分甚至造假的重要原因。”湖南省统计部门一位处长分析说。一位县领导谈到,别的县虚报,自己县如果实报,数字就会很难看,上级会责怪,干部群众会议论,还要失去评优、评先资格。

  一些干部谈到,这种“官出数字、数字出官”不正之风,助长了统计造假的肆意蔓延。

  统计造假也是一种严重腐败

  “统计造假是一种严重腐败!”湖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学杰认为。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,这些明目张胆的统计造假行为,助长了歪风邪气,搞坏了党风政风。必须下大力气依法惩治,形成震慑,扭转风气。

  记者发现,在“长官意志”下,基层统计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有的甚至“为虎作伥”,帮助造假。一位基层统计局长说,长期以来,他们基本是企业报多少就统计多少,对上报数据只是进行简单的“匹配性”判断,如果相关数据明显存在漏洞,就打回去要求重新上报,而不会去做更深入、更准确的调查评估。

  朱灏认为,我们国家统计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有,而且很严格,问题是执行有问题,实际违法成本很低。

  衡山县和长沙天心区统计造假事发后,当地痛定思痛,下决心挤掉统计中的水分。根据去年底湖南省政府发布的通报,10多名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。衡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被诫勉谈话,天心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行政记过处分,衡山县统计局和经信局有关人员被撤职,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办事处统计站主要负责人也被行政撤职。此外,湖南省统计局还对20家违法单位给予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  “统计从某种程度上也像纪检一样,是一种对政府的监督,这就需要客观的评估。”王学杰说,建议地方统计部门应该加大垂直领导力度,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,加大专业人士对统计数据的核实和比较。

  他也强调给公共交通更多的路权,“这是最根本的治堵措施”。“就目前来看,其他方法仍有很大发展空间,公共交通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,‘安全、便捷、绿色、舒适、经济’这几个指标都还有待提升。目前的地面轨道能够跟小轿车比拼一番,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乘坐。而地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舒适,人太多,比较拥挤。其他公共交通也还远远比不上私家车。所以下一步应该考虑保障公共交通的便捷性,提升它的优势,使大家愿意去乘坐。例如同方向四个车道的道路,应该划两个公交车道,其中一个始终是公交车道,还有一个可以弹性划分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满足所有人是做不到的,所以应该优先满足公共交通所代表的多数人”。

  湖南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林德勇建议,要进一步加大统计执法力度,目前是哪里发现数据出现问题才去执法,在统计的过程中也应该加强执法力度。“要加大统计数据公开透明力度,以利于各方监督,对不诚信的企业和单位加大曝光力度,提高违法成本。”

  专家还建议,统计部门今后要加强通过用电量、货运量、税收等指标来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。(记者邹云、丁文杰、李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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